1我很快意識到這件事與我們在中國的任務直接相關:調查早期兒童教育的方式(尤其是藝術方面)，更廣泛地說，闡明中國人對創造力的態度。所以不久之後，我開始把這個“鑰匙槽”的軼事納入我與中國教育工作者的談話中。我會告訴觀眾發生了什麽，並尋求他們的反應。我的壹些中國同事表現出了與金陵飯店服務員相同的態度。既然成年人知道如何把鑰匙放在鑰匙槽裏(他們會說)，既然這是接近鑰匙槽的最終目的，既然蹣跚學步的孩子既不夠大也不夠聰明，不能自己實現想要的動作，那麽讓孩子到處亂踢又能獲得什麽好處呢？他很可能會感到沮喪和憤怒，這肯定不是壹個理想的結果。為什麽不告訴他該做什麽？他會很開心(周圍的人會更開心)，他會更快地學會如何完成任務，然後他可以進行更復雜的活動，比如開門或要鑰匙。
我們同情地聽著這樣的解釋。我們壹致認為，有時告訴孩子該做什麽是很重要的，我們當然不想讓本傑明失望。但是，正如我所說的，他很少因為自己羽翼未豐的嘗試而沮喪:“高興”這個詞更適合形容他。我們接著指出，許多美國人對此類問題持有完全不同的觀點。
3首先，我們並不太關心本傑明是否成功地將鑰匙插入插槽。他玩得很開心，也在探索，這兩項活動對我們來說很重要。但關鍵的壹點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試圖教會本傑明壹些東西:壹個人可以通過自己有效地解決問題。這種自力更生是美國中產階級撫養孩子的主要價值觀。只要孩子被準確地展示如何做某事，不管是把鑰匙放在鑰匙槽裏，畫壹只公雞，還是為錯誤行為道歉，他就不太可能自己想出如何完成這樣的任務。而且，更壹般地說，他不太可能像許多美國人那樣把生活看成是壹系列的情景，在這些情景中，壹個人必須學會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甚至發現需要創造性解決方案的新問題。
回想起來，我清楚地認識到，這件事在不止壹種意義上的確是關鍵。它表明了我們兩國在教育和藝術實踐上的重要差異。更重要的是，這個明顯的小插曲揭示了關於教育、創造力和藝術的重要問題，引起了世界各地思想家的興趣。
正如菲利普·傑克森所指出的，追溯到希臘時代，人們可以發現對待教育問題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壹種占主導地位的方法是“模仿”法，在這種方法中，老師(和“文本”)被視為知識的不容置疑的來源。學生被期望記住信息，然後，在隨後的場合，反饋已經呈現給他們或為他們建模的信息。與這種傳統相反的是壹種“變革”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老師更像壹個教練，試圖激發學生的某些品質。教師讓學生積極參與學習過程，提出問題並引導學生註意新現象，希望學生的理解會得到加強。有人可能會說，在“模仿”傳統中，基本功的培養是首要的；而在“轉化”的方法中，激發孩子的表達力、創造力和認識力是最有價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