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擁有約150處的先秦文化遺址，證明已有6000多年的社會發展史、約3000－2000多年前的商周時期史，有屋背嶺商時期墓葬群的發掘成為2001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深圳有1670多年的城市發展史、600多年的南頭古城和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鵬古城的城堡史。深圳擁有1324處古建築，有清代各時期的近200座雄冠贛閩粵三省的龍崗城堡式客家圍和許多廣府式村落及民居，有成為中國近代史縮影的被已故國家主席楊尚昆稱為“天下第壹鎮”的“壹街兩制”的中英街。還有1839年的九龍海戰等8次戰鬥以全勝戰績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有孫中山領導的1900年三洲田起義打響了資產階級武裝革命的第－槍，有東江縱隊在抗日戰爭中立下的不朽功勛，有改革開放的光輝歷程。自古以來的移民文化是深圳文化的特色和優勢。……這些豐富的內涵，已極大提升了深圳歷史文化的地位。
壹、先秦時期
1983－1984年的第壹次文物普查就發現了先秦文化遺址103處，2000年底結束的第二次全市文物普查又新發現54處，這在全國大、中城市內都極為罕見。而且在內涵方面(無論是新石器時代還是青銅時代)呈現出古越族土著文化的鮮明地方特色。此外，以鹹頭嶺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文化，以屋背嶺墓葬區為代表的商時期文化，以大梅沙遺址為代表的春秋時期文化，以疊石山遺址為代表的戰國晚期文化，在珠江三角洲乃至整個嶺南地區，都具有典型性即代表性，它們有的填補了嶺南考古編年的空白，有的被專家命名成考古學文化，有的被列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其重要性和重大學術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1．新石器時代文化
考古資料表明，早在距今67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人類就已經在深圳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深圳境內發現和探明了近40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它們主要分布在海邊沙丘和較大河流兩旁的山崗上。
鹹頭嶺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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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鵬鎮鹹頭嶺村的海邊沙堤上。遺址面積13000平方米，文化層厚40-60厘米。1981年發現,1985年、1989年、1997年三次發掘1241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陶質生活用具，錛、斧、鑿、鏟、刀等磨制石器74件以及16件打制石器和98件天然工具。鹹頭嶺遺址的文化面貌在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時代中期沙丘文化遺址中具有代表性，從而被命名為"鹹頭嶺文化"，並在全國的同時代文化中也享有壹席之地。
2．夏商周時期文化
我市考古工作者在深圳地區發現了60余處此時期的文化遺址，數量較之新石器時代為多，而且各個區均有發現。遺址數量的增加和分布面積較廣，說明此時本地區人口增多，而且各處都有先民居住。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在南山區的西麗鎮地區和寶安區的石巖鎮地區，***發現了34處文化遺址，且每個遺址的面積都在10000平方米以上。在不大的範圍內，遺址如此密集而且面積較大，正是族群數量增多及每壹個族群人口增長較快的證明。
屋背嶺商時期墓葬區
位於南山西麗屋背嶺村屋背嶺山頂。1999年發現。2001年4月發掘，發掘面積1400平方米,***發現商時期墓葬94座,皆為豎穴土坑墓。隨葬品以陶器為大宗。墓葬約可分為三期，第壹期為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商早期，二、三期從商中期至西周早期。該墓葬區的二、三期材料，填補了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區考古編年的空白，為中國商時期邊疆考古作出了貢獻,並被評為"2001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大梅沙2區春秋時期墓葬
位於鹽田區大梅沙海邊沙提上。發掘面積2405平方米,發現了10座墓葬。***出土隨葬品39件，其中有11件青銅器（在6座墓中出土，為劍、矛、鉞等）、21件陶器（甕、罐、盤、缽、杯、豆等）、7件石器（斧、錛等）。該遺址在當時是廣東發掘面積最大的沙丘遺址，發現的墓葬和青銅器數量在廣東沙丘遺址中也是空前的，並填補了廣東考古編年的空白，為研究此時期的社會狀況及古越族民俗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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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石山戰國晚期遺址
位於南山西麗茶光村南面。遺址面積30000平方米。揭露面積330平方米，出土8000多片陶片,另有石錛等石器5件，鍤等青銅器2件。該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在當時填補了廣東考古編年的空白，提供了夔紋陶在廣東地區存在的下限時間，更重要的是出土4件鐵斧,為廣東地區早期鐵器的使用及來源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二、秦漢至隋唐時期
深圳的歷史在此時期有三大變化：壹是至少從西漢中期開始，文化面貌已從土著文化變為與中原趨於壹致，二是城市的建立和發展。據文獻記載，東晉鹹和六年（331年），東官郡郡治和寶安縣縣治同設於今南山區南頭壹帶，深圳的城市歷史迄今已有1671年。這兩大變化使深圳的經濟與社會步入了快速發展的階段。三是唐代建立了屯門鎮，駐軍2000，從此確立了古代深圳成為廣東地區軍事重鎮的地位。另外，在南山區南頭古城附近及與之緊鄰的寶安區西鄉壹帶，發現和清理了12座漢墓、22座東晉墓、88座南朝墓，它們是深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佐證。
第壹次移民高潮漢代墓葬
第壹次移民高潮
《史記·秦始皇本記》載，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平定嶺南，《資治通鑒》卷七曰"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後來秦王朝又給了南海郡（當時深圳歸屬南海郡）15000個未婚的女子。這是嶺南歷史上第壹次移民高潮，民族交融和文化交流的情況，可從南越王墓得到充分體現。
漢代墓葬
在南山區南頭古城附近及與之緊鄰的寶安區西鄉壹帶發現的12座漢墓，其形制與中原墓葬形制完全壹樣。出土的罐、鼎、壺、碗、盆、杯、尊、熏、燈、竈、案、井等，其組合和形制也與中原相同。其中，在東漢墓中出有"熹平四年"（175年）紀年磚、人面印紋磚（類似漢畫像石中用於驅邪的蹶張圖）和乘法口訣磚，而乘法口訣磚為全國漢墓中首次發現，這對研究中國數學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東官郡城的遺跡---濠溝東晉墓葬、第二次移民高潮
東官郡城的遺跡---濠溝
完成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二果著的《東莞縣誌·建制沿革》載："晉成帝鹹和六年（公元331年）,分南海(為四郡)立東官郡，治寶安（在東官場北，即城子崗，今為東莞守禦千戶所）。"可知，東官郡包括了今廣東的東北和東南的廣大地區，其郡治和寶安縣的縣治同設在今深圳市南山區南頭古城壹帶。所以迄今有明確記載的深圳城市歷史已有1671年。
在古城南門外廣場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有幸發現了東晉時期的濠溝。在濠溝的5-7層出土了不少魏晉時期的文物。按上述引文中東官郡治的方位，此濠溝可能為東晉古城的護城濠。誠此，只要基本摸清濠溝的走向，就可確定東官郡城的方位；若只是給水或排水溝，從其長、寬和深度推測，也應與東官郡城有關。
東晉墓葬、第二次移民高潮
在南頭古城附近和寶安區西鄉清理了22座東晉墓。西鄉鐵仔山古墓地中出土了3座東晉紀年墓，分別是晉元帝司馬睿的"大興二年"（319年）、"大興四年"（321年）和晉明帝司馬紹的"太寧二年"（324年）。皆在晉成帝司馬衍鹹和六年即公元331年之前。紀年的內容為"大興二年六月"、"大興四年辛巳歲宜封侯"、"太寧二年歲甲申宜子孫"等。須指出的是，西晉永嘉年間（307-313年）發生了所謂的"五胡亂華"後，大量漢民南遷，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移民高潮，史籍雖然沒有移民深圳的記載，但是，基於迄今深圳還未發現西晉墓，而從東晉初年其墓的形制及出土的陶瓷器、鐵器、銅鏡及裝飾品等又都與中原同步這兩點來看，應不排除此時不少北方移民進入深圳的可能性。這22座墓葬至少表明，深圳南頭壹帶在公元331年前後人口增長較快，經濟、文化也有相當的發展，此為深圳地區曾壹度能夠成為粵東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和軍事重鎮的根本原因。
南朝墓葬唐代屯門鎮宋代墓葬、塔和窖藏銅錢
南朝墓葬
在南頭古城附近及寶安區西鄉壹帶清理了88座南朝墓。
唐代屯門鎮
為防海盜侵擾，保護來往商船，於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新設置－個軍事衛戌區--屯門鎮。明崇禎<<廣東通誌·外誌載>>：“按東莞南頭城，古之屯門鎮”，說明屯門鎮設在今南山區南頭古城，駐軍人數為2000名，直屬嶺南節度使。屯門鎮不僅是嶺南地區的軍事重鎮，而且在我國東南沿海－帶也具有重要的軍事作用。
宋代墓葬
發現較多，***清理了13座。墓葬形制可分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和瓦室墓（即長方形豎穴土坑內用瓦片疊砌墓壙）兩種。
深圳目前地面上發現的最早的建築有：
--南宋黃默堂居士墓（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位於福田區蓮花山西北坡，建於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祭臺為石作須彌座，墓碑嵌於六邊形墓塔（上部己毀）的正面，碑上刻"默堂黃居士塔。……"其須彌座和單層墓塔的形制有唐代遣風，而－般民間居士使用墓塔這樣的葬制，目前在全國其他地方似無第二例，在嶺南地區更為僅見。
--南宋龍津石塔（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位於寶安區沙井鎮沙四村建於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石塔為紅砂巖雕成。葫蘆形塔頂。正方形塔身，塔身正面和左、右兩側各有－個佛龕。正方形須彌座四角浮雕竹節角柱。
窖藏銅錢
先後發現了10余處，其中最大的－宗是1995年10月在寶安區松崗鎮沙埔尾村發現的4000公斤窖藏銅錢，其中最早的是秦半兩．漢五銖，絕大部分為兩宋錢幣。
第三次移民高潮
兩宋尤其是南宋時期，深圳地區迎來了第三次移民高潮。連年的戰爭正是大量北方移民進入深圳的根本原因。前述的黃墨堂就是南宋初從東莞遷入，是今福田區黃姓大族的－世祖。還有寶安區沙井鎮陳氏是北宋時從江西廬陵遷入，等等。大量移民首先進入的是深圳西部地區，因為這裏是深圳最早發展起來的地區，他們又為深圳的的進－步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個地區又是以廣府文化為主，是他們遷入該地區後與當地文化相融合的結果。
三、明清時期
這是深圳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深圳軍民在抗擊倭寇、葡萄牙殖民主義、英國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輝篇章。這時期的地上文物古跡保留甚多，第二次文物普查***發現古建築1324處（有的－處是－個村莊），其中99%屬於這壹時期。主要種類有城址、民居、祠堂、廟宇、碑坊、塔閣、私塾（書院）、橋梁、古井等。它們中最重要的是明洪武年間建立的東莞千戶守禦所城和大鵬千戶守禦所城，即南頭古城和大鵬古城。民居大致可分為客家式、廣府式、廣府客家混合式及中西合璧式等，它們烙下了來源於不同地方的移民所帶來的本土文化特色以及各文化之間的交融、變遷的歷史印記，為研究深圳自古以來的移民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南頭古城和大鵬古城
南頭古城（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現存的南頭古城即東莞守禦千戶所，始建於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兩個千戶所駐軍總數達2200人。前述東晉東官郡郡治就在這裏，東官郡的寶安縣縣治也設在這裏。隋開皇九年(589年)廢東官郡，寶安縣改屬南海郡，縣治仍在這裏。唐至德二年(757年)寶安縣改名為東莞縣，縣治從南頭遷至沖(今東莞)，但前述的屯門鎮署也設在這裏。從唐壹直到明清，曾多次改制。南頭古城是深圳城市歷史的見證。
現古城呈不規則的長方形。城垣範圍東西長為680米，南北寬為500米。城墻用黃泥沙土夯築，內外包磚。現除北城墻尚存壹段高低不等、斷斷續續的城墻遺跡外，余皆已無存。1997年找到了北門，南城門也保存完好。城內道路有六縱三橫***有九條，俗稱“南頭九街”。城內尚保存部分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建築，如紀念文天祥的信國公文氏祠、東莞會館、報德祠、育嬰堂等，還有39處明清時期具有嶺南及南洋建築風格的民居。
1983—198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了位於南頭古城內的6處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公布南頭古城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現待公布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現南山區委．區政府投入1個億整治南門廣場，整治規劃己通過論證，目前考古和拆遷工作尚未結束。
大鵬古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位於今龍崗區大鵬鎮鵬城村。為防禦海盜、倭寇侵擾，洪武二十七年，大鵬所城開築。清初改“大鵬守禦千戶所城”為“大鵬所防守營”，官兵500名。康熙四十年（1704年）改“大鵬所防守營”為“大鵬水師營”，兵員增931名，這時大鵬水師營已是壹個管轄珠江外洋東部海路的海防軍事機構。在海上要塞設立九營汛：東湧口、水陸塘、大嶼山、紅香爐、鹽田、關湖塘、老大鵬、上沙塘、下沙塘，與南頭的新安營遙相呼應。道光十九年（1939年）將大鵬改營為協。大鵬守禦千戶所在抗擊倭寇和英殖民主義的入侵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是功勛卓著的英雄城堡。
城內有3條主要街道，分別為東門街、南門街、正街（西門至南門街相交）。現明清時代城內建築縣丞署、關帝廟、趙公祠、晏公廟等基址尚存。東、南二城門仍保留明代原樣，北門清末已廢塌。城內還有建於清嘉慶、道光年間的“振威將軍第”，即廣東水師提督賴恩爵府第、福建水師提督劉起龍“將軍第”等，規模宏大，還有許多清代民居也保存完整。
1983年和1984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將大鵬城東、南兩城門及賴恩爵“振威將軍第”、劉起龍“將軍第”分別列入深圳市第壹、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大鵬古城被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10月成立了大鵬古城博物館，負責大鵬古城及其周圍文物的保護和管理工作。2001年6月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明代抗擊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鬥爭
抗擊倭寇的鬥爭
明初就有倭寇騷擾。明永樂（1403——1424年）以後，倭寇在中國沿海燒殺擄掠逐漸猖獗，並從東海移至南海壹帶。正德五年（1510年），明王朝派在東莞、大鵬兩守禦千戶所之上設立了“備倭總兵府”，府署設在東莞守禦千戶所即今南頭古城內。後“參將署”改為“南頭寨”，駐地在今南頭半島的尖端處，下轄東至惠州碣石寨，中至香港地區，西至中山地區，衛戍著今整個深圳地區和沿珠江口，擁有大小戰船50至100多艘，兵員1000至2000多人。隆慶元年（1567年）倭寇與海盜曾壹度勾結攻入東莞守禦千戶所城，千戶李茂材奮力抗擊，追擊倭寇至雷州港，因無援而戰死疆場。隆慶五年（1571年）倭寇圍攻大鵬守禦千戶所城，在萬分危急中，舍人康壽柏挺身而出，率領軍民浴血奮戰40余天，迫使倭寇狼狽逃竄，寫下了抗倭鬥爭史上光榮壹頁。
抗擊葡萄牙殖民者的鬥爭
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殖民主義者的頭目阿爾瓦雷斯率艦船搶占東莞縣的“屯門海澳”，即今深圳南山區的後海灣、蛇口、內伶仃島和香港青衣壹帶，並在這裏修築堡壘、搭建營寨、劫掠財物，甚至刻石立碑，以示永久占據。這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強占中國領土的嘗試和前奏。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底，廣東按察副使汪鋐親赴東莞守禦千戶所城（今南頭城），組織起壹支四千余軍民和五十余艘船只的反侵略隊伍，從陸地和海上英勇討伐占據“屯門海澳”的葡萄牙侵略者。汪鋐率領深圳軍民取得了“屯門海戰”大捷，收復了被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占據七年的失地，顯示出深圳軍民捍衛祖國領土完整的英雄氣概，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擊西方殖民侵略的序幕。
深圳人民為紀念護國有功的汪鋐以及在隆慶六年（1572年）為民請命恢復新安縣有功的廣東按察副使劉穩，於萬歷元年（1573年）在南頭城關口村修建了“汪劉二公祠”，現僅存後殿和前殿墻基。這是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歷史見證，1998年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清初的移民高潮及移民文化
深圳的移民文化，主要由西部的廣府文化和東部的客家文化組成。清代原新安縣居民主要是廣府人，廣府文化成了強勢文化，1958年人民公社化後，將原屬惠陽縣（清代以前為歸善縣）的龍崗、橫崗、坪山、坪地、坑梓等客家地區劃歸寶安縣，構成今深圳龍崗區，從此客家文化與廣府文化可謂“平分秋色”，***同成為深圳歷史文化或移民文化的底蘊。現存的廣府民居、客家民居和其它式樣的民居，是深圳移民文化的重要標誌，是深圳明清以來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見證，是壹部磚石壘築和泥土夯築起來的史書，是研究社會歷史和民情風俗的活化石。
第四次移民高潮、“遷界”與“復界”
清初形成深圳的第四次移民高潮，它源於沿海地區的“遷界”與“復界”事件。清世祖順治初年統壹全國後，鄭成功壹直在閩、粵沿海進行“反清復明”活動。為切斷大陸沿海人民對鄭成功的支援，順治十三年（1656年）朝廷就頒布了“禁海令”，嚴禁江、浙、閩、粵等地沿海商、漁民出海。隨著鄭成功抗清的不斷失敗，自清康熙八年（1669年）廣東新安等縣開始“展界”，允許原沿海居民遷回原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全面復界，除原居民回遷外，有些粵東地區的客家人也開始遷入。雍正五年（1727年），由於官府招募政策的落實，各地農民特別是客家人，主要是從粵東興梅地區，還有潮州以及江西、福建等地舉家遷來。移民高潮延至乾、嘉時期，今龍崗地區的客家大圍屋便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掀起今深圳東部恢復和發展生產的歷史新高潮。
龍崗客家圍
龍崗客家圍的建築形式可謂集各地客家之大成，主要是粵東地區的圍龍屋與四角樓的結合，並特別強化了城堡的防禦功能，故我們可稱之為“城堡式圍樓”。它的主要特征是前有月池（半圓形池塘）和禾坪（曬谷場），圍樓前開有－大門、兩小門，大門兩側為二層的倒座，其後是長條形的前天街，中軸線上置上、中、下“三堂”為宗祠，“三堂”兩側附兩橫或四橫屋，其後為長條形的後天街和後圍樓（原型為半月形圍龍屋），－圈圍樓的四角建有碉樓即角樓，有的在後圍樓中間還建有高大的望樓（龍廳頂），有的四周圍樓屋頂連成通道，稱“四角走馬樓”，而其內部給、排水設施齊全。這種帶月池、禾坪、圍屋、碉樓且宗祠與住宅合壹的城堡式客家圍樓，給人以氣勢雄偉、森嚴壁壘的感覺。客家圍強調“天圓地方”、“陰陽合壹”及與自然和諧，講究風水和龍脈的走向。這是在農業社會中血緣聚族而居，不斷遷徙移動，在和自然與社會鬥爭中滾動發展的產物。其建築技術和形式，屋內的堂聯、壁畫．灰塑和雕刻等，保存著以反映儒家思想為主的豐富的中原傳統文化，是研究民族傳統文化和客家社會歷史與民俗風情的寶庫，具有很高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是深圳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龍崗地區現存較大型的客家城堡式圍樓有100多座。令人矚目的是，占地面積達25000平方米、建築面積近15000平方米，號稱“九廳十八井，十閣走馬樓”（八碉樓二望樓）的龍崗羅氏鶴湖新居，以及同等規模的坪山曾氏大萬世居（兩處均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待公布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分別建於嘉慶和乾隆年間，可稱為贛、閩、粵客家圍之冠，是不可多得的珍貴歷史文化遺產。
廣府式民居
今深圳的西部是廣府民系的聚居地。典型的廣府圍村，民居多用青磚壘築，其前無月池和禾坪，四角無角樓，宗祠偏在壹隅或建在圍外，圍墻內是以巷道隔為若幹 橫排，每壹橫排又分成若幹單元。每壹單元壹般為二進壹天井布局，罩式大門，天井的壹側或兩側有廊房（作廚房、廁所），正房壹般為三開間的壹層或二層，底層明間壹般壹隔為二，前為客堂，後為臥室或供祖神。
何氏“元勛舊址”（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位於羅湖區筍崗村，始建於明初，為嶺南名賢何真的舊居，是深圳現存最古老的廣府寨堡式圍村的典型建築。
廣府、客家混合式民居
所謂廣府與客家混合式民居，有兩種形式：
其壹，是以廣府式民居為主，吸收客家式民居的某些因素。如南山區西麗塘朗村老圍，始建於明嘉靖年間，現存建築為清代重建。其圍墻內有六條橫巷與進門樓後的縱巷交叉，多為壹間壹套或二間壹套單元式民居，船形式屋脊，且鄭氏宗祠在西北角，不在中軸線上，這是廣府式民居的重要特征。但圍前又有禾坪和大月池，顯然是客家民居的配套設施。
其二，是以客家式的圍樓或圍屋為主，吸收了廣府民居的某些因素。它主要表現為典型的客家圍屋內，住房卻由傳統圍龍屋的通廊式單間，變為廣府式單元套房，即為壹天井、兩廊、壹廳、兩房的組合，增添了舒適性與私密性。龍崗於乾嘉以後建築的圍樓，許多都屬於這種情況。
中西合璧式民居
現存最早的是位於寶安區沙井鎮新二村建於道光四年（1824年）的康楊二聖廟，其琉璃屋脊雕飾西式建築和人物。－般所謂中西合璧式，往往是廣府或客家民居的格局，而外觀形式和裝飾是西式的，真可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表現。集客家、廣府和西洋建築特點於壹身，是不同民系和不同國家建築文化的融合，獨具匠心，充分體現出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是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化遺產。
綜上所述，從深圳的各式民居，可見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生動而具體地反映出深圳移民文化的特色，以及頗為深厚的深圳歷史文化的源流。可以說深圳是研究在國內外久負盛名的客家民系和廣府民系的歷史文化、民情風俗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地區，其影響播及港澳地區和東南亞與世界各國，無疑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歷史地位。
四、近代深圳和今日深圳
深圳是－座英雄的城市。除上述在反擊倭寇和葡萄牙殖民者的鬥爭中曾作出的巨大貢獻外，深圳近代史上又發生了兩件大事，並都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第－件是1839年的九龍海戰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第二件是1900年孫中山領導和發動的三洲田武裝起義，打響了資產階級革命從改良主義真正走上了武裝革命的第－槍。中國***產黨成立後，在其領導下的寶安縣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尤其是東江縱隊在廣東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卓越功勛。改革開放以來，深圳的地位、作用和貢獻是人所***知的，她在中國的當代史上又寫下了值得驕傲的光輝篇章。
九龍海戰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
九龍海戰拉開了鴉片戰爭的序幕
鴉片戰爭並非壹開始就是失敗的，頑強不屈的中國軍民，曾有壹段抗英鬥爭勝利的光榮歷史。道光十九年（1839年）7月7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維喜，被夷人酒醉行兇，棍毆斃命”(?林則徐使粵兩廣奏稿?第107頁), 林則徐於8月15日下令義律交出兇手，義律則違抗拒交，於是林則徐遵照嘉慶十三年之例，采取了不準他們逗留澳門，斷絕柴米食物等措施。9月4日中午12點，義律率“路易沙”號（裝備10門回旋炮和4門三磅長統炮）．巡洋艦“珍珠號”（裝備6門6磅炮）等5艘艦船，以“求為買食”為名接近我方，下午2點30分下令開炮轟擊我水師船，正在巡洋的大鵬營守將賴恩爵受到出其不意的攻擊後，隨即指揮水師船和九龍炮臺開炮反擊，不久英軍“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疊見夷屍隨潮漂淌”，“此外夷人受傷者尤不勝計”，下午6點30分英船逃回了尖沙咀，九龍海戰以我方的大勝而告終。此戰意義重大：這是鴉片戰爭的起點，“－般地說來，中英第－次鴉片戰爭是從這次海戰開始的”。這也是中國近代史上－系列反侵略戰爭中的第－仗，充分體現了中國人不畏強暴的英雄氣概。
由於賴恩爵英勇善戰，道光皇帝賜賴恩爵“呼爾察圖巴圖魯”（勇士）稱號，晉升副將（從二品）。1843年任廣東水師提督、正壹品，封“振威將軍”。現大鵬城內有禦題“振威將軍第”的賴恩爵將軍府仍保存十分完好。
九龍海戰後的兩個月即11月3日，發生了穿鼻洋（位於虎門外30裏）之戰。同－天（或後－天），又在尖沙嘴洋面發生了官湧之戰（至11月13日，10天內***打了6仗）。這7仗中除11月11日由我方主動開炮襲擊外，余都為英軍挑起，並以其失敗而告終。
“天下第壹鎮”——中英街的歷史變遷
中英街及界碑是中國貧困落後，清王朝腐朽沒落和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的歷史見證；是中國革命勝利和改革開放，香港回歸祖國，實行“壹國兩制”和“壹街兩制”，以及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繁榮富強的歷史見證；具有豐富歷史文化內含的中英街，是中國乃至世界僅見的歷史文化奇觀，有獨特的意義。正因如此，1992年1月24日，已故國家主席楊尚昆蒞臨沙頭角中英街視察時，興致勃勃地用英語說：“The most famous town in the world”（天下第壹鎮）。中英街界碑已列入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中英街歷史博物館成為廣東省和深圳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孫中山領導的三洲田庚子首義
孫中山領導的三洲田庚子首義
孫中山、鄭士良等人，在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便策劃新的反清武裝起義。經聯絡準備，1900年4月，決定選擇三洲田作為起義地點，不久便開始招兵買馬，以義合小鋪為據點，僅4個月時間，便發展到六、七百人，成為起義的主力軍。清光緒庚子二十六年農歷潤八月十三日（1900年10月6日），義軍在今深圳鹽田區的三洲田舉行祭旗起義，把矛頭直指封建腐朽的清王朝。以黃福為元帥，鄭士良、何松為參謀，黃耀庭、廖慶發、林海山為先鋒，分兩路出發。東路從馬巒村、金龜洞出禾崗，打新圩，直撲鎮隆，在佛子坳伏擊清軍大捷；西路從橫崗出沙灣攻打蘭花廟，大獲全勝，進壹步攻打深圳、南頭受阻。東路義軍在永湖、崩岡圩連戰皆捷，勢如破竹，22日乘勝進入三多祝，在白沙紮營，隊伍迅速發展到二萬人，其中不少是富有革命傳統的當地客家人，聲勢浩大。後因形勢急劇變化，原擬突擊至廈門時獲得接濟的計劃無法實現，後援不繼，陷入困境，孫中山電令鄭士良“可自決進止”，義軍不得不解散，剩下千余洋槍手分